原标题：“以辞害义”要不得 “以辞害义”语出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故说《诗》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；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朱熹释为：“言说诗之法，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，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，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，乃可得之。” 后人将此句提炼为成语“以辞害义”，辞典上的解释是：因拘泥于辞义而误会或曲解作者的原意。直白点说，就是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、形式的整饬，影响到更好地表达本意，反而表达不清楚了。令人不禁想起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所说的：“太白斗酒诗百篇，东坡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不过一时兴到语，不可以词害意。” 《文心雕龙》中说：“文以辨洁为能，不以繁缛为巧。”隋朝官员李谔在《上隋高祖革文华书》中痛斥南朝文学华而不实、危害政教时说：“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兹擢士。” 可见，“以辞害义”之文，纵然看起来对仗工整、行云流水，读起来却佶屈聱牙、滞涩难懂，听起来更是云里雾里、不知所云，该传递的思想没传递出来，该表达的内容没表达明白，原汁原味的东西少了，刻意做作的东西多了。这种“以辞害义”，在古时一些文人官吏的着墨落笔间十分常见。 北宋时期，晏殊奉命撰写《章懿太后神道碑》，谈到宋仁宗为李氏所生，连用了数个典故和比喻：“五岳峥嵘，昆山出玉；四溟浩渺，丽水生金。”翰林学士孙抃奉命撰写《进祔李太后赦文》，则直书其事：“为天下之母，育天下之君。”结果，晏殊遭到宋仁宗的批评，孙抃则大受称赞。 明太祖朱元璋听刑部主事茹太素奏事，一万七千字未见有用之词，将其痛打一顿，斥其“虚词失实，浮文乱真”，要求“若官民有言者，许陈事实，不许繁文”。 我党深知八股虚文“以辞害义”的危害，从来都坚定不移反对之、杜绝之。延安整风期间，毛泽东同志看到八股文背后潜藏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，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淋漓尽致地批评此类文章：“空话连篇，言之无物”“装腔作势，借以吓人”“无的放矢，不看对象”“语言无味，像个瘪三”…… 好的文字并不在于辞藻华丽、工整对仗，关键是表意清楚、解决问题。革命先辈恽代英同志，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，主张稿件内容应当通俗生动，要求“文字浅显通俗，力避专门名词”“文体务求清顺”。如今，仍有少数领导干部的文风没有完全从“长假空”向“短实新”转变过来。有的添枝加叶、叠床架屋，动辄一二三，甚至四五六；有的故弄玄虚、有意拔高，大量摘录古典名句，大肆引用深奥理论；有的不论主次先后、不分轻重缓急，这也想表达，那也不想丢，把“短文章”写成了“大部头”。 军队是要打仗的，讲的是快节奏、高效率。过去，许多开国将帅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，但他们起草作战文书、下达战斗命令，直陈敌情我情、直书战法打法，简洁明快，让人一看就明白。 抢渡金沙江前夕，刘伯承找到6条船，他发给朱德的电报包括标点符号仅27个字：“皎平渡有船6只，每日夜能渡一万人。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。”同样是在长征途中，《康道炉战役计划》的正文600余字，文电开门见山、直述不曲，分析敌情言之有物，行动部署简明具体，使广大指战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指令要领，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命运的转机。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志愿军司令部手抄转发的《十五军对空射击经验通报》只有126字，内容简短直白，指导性很强，战法一经推广，有力打击了当时美军飞机称霸天空的疯狂气焰。 “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。”思想贫而空言出，作风歪而文风拙。身为一名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既要加强理论和专业知识学习，努力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，下笔不说“外行话”，盯着问题“开药方”，确保文字的“含金量”，也要加强调查研究，学会开门问计，善于集思广益，确保下笔有的放矢、高人一筹。（辛　鑫）